一场中国特洛伊战争——宋元襄樊鏖战

日期:2019-05-30编辑作者:人文

  有些事情是没得商量的,对忽必烈来说,征服南宋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经试过一次,但失败了。忽必烈和他祖父一样,不会因失败而气馁,在平定李璮之乱后的1268年,他重新回到对宋战争上来了。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南宋境内河流纵横、城市棋布,而蒙古和北中国大部分却不是这样的。

  关键是长江天险,其下游坐落着宋都杭州,所以,任何一次进军都必须沿江而下。长江由西向东流淌,忽必烈军则从北面攻来,但蒙—宋边界中段正好有条重要支流汉江,它向南奔流,形成一条河路,直通长江下游和杭州。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汉江的关键所在是襄阳城(襄阳有各种不同的拼写方式:马可•波罗写成Saianfu,拉施都丁写成Sayan-fu,在离拼音时代更近的时候写成Hsiang-yang),它位于汉江和其他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北距长江二百五十公里。今天,襄阳与对岸的姊妹城市樊城构成大城市襄樊。在忽必烈时代,襄阳是筑有护城壕的要塞城市,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贸易中心,人口二十万,通过浮桥连接樊城。任何一支沿江南下的军队都必须拔掉襄阳。

  这一点对南北双方来说都是常识,因为襄阳此前两度成为首要目标,一次是1206—1207年的金宋战争,一次是1235—1241年的窝阔台对宋战争。尽管它两次都没有失守,但在1236年却投降蒙古人,蒙古人经过短期占领后就北撤了。所以,襄阳习惯了遭受攻击,并一直忙于重建防务。它有数段约六七米高的坚固石墙,全长六公里,建在约一公里宽的险峻方地上;六扇城门中有三扇直面河流,在洪水期,河流就是一条半公里宽的高速交通补给线,且因水太深而无法涉过;当冬天水位降低时,它就变成了一座结冰河道与沙堤构成的迷宫;由河流灌注的护城壕达九十米宽;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攻击者不可能足够靠近城市,并用云梯和塔楼袭击城墙或暗中破坏。

  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以至忽必烈取得了最伟大的功绩: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奠定今日中国的大部分边界。

  1268年初,襄阳攻城战开始,这些武器阻止了阿术的进军,战争演变成一部为期五年的史诗,一场中国的特洛伊战争。遗憾的是,当地没有荷马这样的人把攻城战编写成史诗篇章,因此,战役高潮前的细节很少。

  要完全封锁襄阳仍需更多的船只,于是,在忽必烈的水军统领刘整的监督下,用数月时间造出了五百艘战船。经过一个夏天,蒙古人在汉江下游两岸筑起堡垒,轰击运送补给的宋船。当冬天再次来临时,阿术渡江将攻城战扩展至樊城。宋人的一次突围行动以灾难告终:数百人被俘后斩首。之后,足以活命的给养送到,所以汉人固守不动。1269年春,忽必烈另派二万军队增强攻城大军的力量。8月,在经历十八个月的突击和观望之后,三千宋船沿汉江而上攻击蒙古人的新堡垒,但被击退,损失了二千人和五十艘战船。忽必烈的将领们另需七万军队和更多船只。同样地,宋朝情报员把命令和密封在蜡丸里的银两、家书偷偷带入城内,安定了守城宋人的军心,使他们决心抵抗到底。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僵局呢?有位蒙古将军告诉忽必烈,军队需要更好的大炮。在1215年北京攻城战后,蒙古人获得了相关技术和专门部队,已经拥有投石车、抛石机、火弩炮等多种大炮。问题在于面对襄阳的护城壕和石墙,蒙古—汉式大炮完全没有足够的射程和威力。

  忽必烈听说了问题所在,也找到了解决方法:一件连中国都前所未见的攻城器械。他知道,帝国最棒的攻城器械设计师在六千公里外的波斯,因为他曾经见过兄弟旭烈兀在1258年写的巴格达攻城战报告。旭烈兀拥有破墙弹射器,牵引抛石机做不到那一点,他拥有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机器。

  它们叫配重式抛石机,是那个时代的重型炮,装满镇重物(通常是岩石)的箱子取代了牵拉绳索的人力,优点在于镇重物重量巨大,臂杆加长,飞物更重,投射器变大,射程更远,准确性提高。

  配重式抛石机出现在12世纪的中东,大概1200年的时候,十字军遭遇过它们,不久以后传到欧洲。信息交流是双向的,这些机器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都发展成专门装置,不仅破坏城墙,而且粉碎阴谋、影响战略,并让它们的工程师出名(所以,这些人有充分理由从不记载他们的秘密)。到了15世纪末,配重式抛石机过时了,被火药炸飞了,毕竟,它们是木制的。

  我能理解他们焕发的激情。在走访南威尔士的卡菲利城堡时,我也使用过这种抛石机。被压制的能量一旦释放,就会产生一种美感,因为它只包含经过精心安排的自然元素——木头、铁、岩石、绳索、重力。猛拉触发器,放开臂杆,配重物落下,臂杆升起,投射器连带飞物紧随其后。只有响声是柔和的,像一次巨大的呼气声:来自油轴的飒飒声和臂杆的嗖嗖声。整个过程都是慢动作,非常唯美。飞物抛出,就这样完好无损地着陆了。然后,这个“大怪兽”带着一丝满意的声音重新安静下来——配重物来回摇摆的叹息声、里面重石重新排列的沉闷声、空投射器碰到活动臂杆的撞击声。

  因此,我们知道忽必烈寻求的东西是什么,而他明白弄到那个东西是可能的。这不过是个“连点成线”的问题。由一个家族全面经营一个帝国,而帝国又靠洲际交通网络连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更好地显示这种优势了。忽必烈的信件通过驿马快递发了出去,五周之后,信件出现在波斯北部的大不里士,这是忽必烈侄子阿八哈的汗廷所在,1265年旭烈兀去世后,其子阿八哈成为波斯统治者。阿八哈手上有几位工程师制造了配重式抛石机,运用于多场攻城战: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叙利亚的十字军城堡。他可以抽调两人,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1271年末,两人携家人到达上都,得到一套过冬的官舍。

  第二年春,在向皇帝演示了这种装置的原理后,两人——加上亦思马因正试图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儿子——发现已身处战场,他们凝望着襄阳的坚固城墙、护城壕、宽阔的河流和对岸的姊妹城市樊城。

  亦思马因的机器可能是当场制造,应该有四十吨重、近二十米高。这里还有很多变量,比如,配重物在干湿气候中的准确重量、木轴之间润滑油温度的影响、制作臂杆的合适木材、一百公斤从当地石场开采的飞物的形状。

  蒙古将领阿里海牙决定采取攻打樊城的间接战术。在破坏浮桥、阻碍宋军跨江运送补给后,亦思马因像炮手那样通过试射来精确调整他的装置。然后,正如《元史》阿里海牙本传所说,亦思马因的回回炮(穆斯林弩炮)“击破城墙……(从此)襄阳之援军再也无法到达,樊城要塞乃拔”。这就造成了一种蒙古人经常面对的情况:为了迫使襄阳投降,必须毁灭樊城,大张旗鼓地毁灭,约三千宋兵和七千名其他人像牲畜一样被割喉,积尸成堆,确保让襄阳看到这场大屠杀。

  但襄阳仍不投降,所以,亦思马因拆卸了攻城器械,漂浮过河,在有效射程内重新组装,据《元史》记载,他把它“置于襄阳城的东南方”。亦思马因作为这项工艺品的主人,现在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这种机器的威力。我们得知,飞物重一百五十斤,不到一百公斤,但结果让人震惊。用阿里海牙本传的话来说,“一炮击中其谯楼,响声如雷霆,撼动全城,城中陷入一片混乱”。

  紧接着是一场关于是否要进攻到底的争论,如果这么做,其结果当然又是一堆尸体,但这样几乎没有战略意义。阿里海牙有自己的主意。他亲自来到襄阳城下,招呼守将吕文焕:“你以孤军防守此城多年,”他喊道(可能通过一位译员),“可如今连天空的鸟儿也飞不进去。我家主上非常钦佩你的忠诚,若降,则赐尊官厚禄。你可信之,我等绝不杀你。”“满腹狐疑”的吕暂时犹豫不决,但最后相信了上述保证,于1273年3月17日开城投降。阿里海牙信守承诺,吕立刻成为宋人眼中的叛徒,接受了忽必烈给的要职,在随后的战斗中,吕将证明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才。

  对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它不仅在军事上打开了通向南宋心脏地带的道路,而且开始破坏南宋政府的运作。在杭州,丞相贾似道——忽必烈的宿敌、酷爱斗蟋蟀的富豪政客——先前对宋帝隐瞒真相,因此,襄阳陷落的消息就像一颗穆林斯弩炮的炮弹一样给宋廷以重创。忽必烈充满感激地赏赐了两位抛石机专家,阿老瓦丁成为总管——地方高级官员,此后在元朝当差三十年。亦思马因获赐约九公斤白银,相当于一名工匠十年的收入,但他没时间享用,因为一年后他就病故了。尽管如此,亦思马因的工作还要继续,他的儿子布伯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和专长,由此开始世代连任,几乎延续到元朝结束为止。

  恐慌占据了杭州。上层人士突然之间惊醒,他们安逸文明的生活方式、儒雅的高谈阔论、在西湖边的野餐、悠久可敬的礼仪、辉煌的艺术作品受到了威胁。这是不可思议的,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蛮族威胁到南方心脏地带。

  此后灾祸连连。宋度宗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死去,年仅三十四岁。接着,美丽的火山岩山脉天目山——杭州以西一天马程可达——发生震动,引发毁灭性的山崩和洪水。这是一个凶兆,因为在汉语中,同样的“崩”字表示两种不同含义:山崩和帝王驾崩。各种灾祸接踵而至,就像旧丝绸上的裂缝一样不断扩大,没人能修补南宋这块破布。天正在收回它授予宋朝的统治权。一个时代行将落幕。

  【摘自:《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 约翰•曼/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 将中国史置于全球史之中重新理解中国的形成,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大转向时代的欧亚巨变

  本书是蒙元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量级作品,是作者在研究、思考中国政区地理版图的多元性、民族心理文化的整体性与蒙元历史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文献和实地考察而写成。

  作者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刚出现的历史早期,本不包括一些非华夏地区,如西藏、新疆以及长城以北的草原。究竟是什么力量将这些部分连接为一体?如果你想理解今日中国的政治一体性、版图形态和民族心理,必须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并维护的蒙元帝国开始。

  书中主要讲述了成吉思汗将松散的草原部落联盟塑造为一个帝国的奋斗历程,和他最重要的继承者忽必烈汗对整个传统中国地区的征服和进一步的版图扩张,以及这一过程中在沿袭和扩展汉唐传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基础上,充分调动源于内亚边疆帝国国家建构模式的政治及政治文化资源,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塑造;揭示了成吉思汗和他创立的蒙元帝国对今日中国之形成的巨大影响。

  约翰•曼(John Ma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旅行作家,生于英国肯特郡。毕业于牛津大学德语、法语专业,并参与两个博士后项目——牛津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伦敦东方-非洲学院的蒙古研究。1996年起,对蒙古-鞑靼历史、蒙古和中国的古今关系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精通蒙古语,对于蒙古历史有独到的研究。

  其代表作有:《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成吉思汗:生、死与复活》《匈奴王阿提拉》《忽必烈汗》《长城》《成吉思汗的领导奥秘》《元上都:马可波罗与欧洲发现东方》《古腾堡革命》《公元1000年地图集》《戈壁:沙漠觅踪》等作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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